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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景观在城市应用是一个长远的工程

绿化景观在城市应用是一个长远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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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9
  绿化景观在城市应用是一个长远的工程。前些年,由于受物质条件和认知程度等限制,城市绿化在所有城市建设项目中地位最低,不是项目被“砍”,就是资金被压缩。据王秉洛介绍,从1949年至1980年这30年间,国家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中,没有一项是关于城市绿化的;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一直徘徊在3平方米左右,而上海仅为0.46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为1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城市绿化项目资金投入总和不过1亿元,仅相当于今天的1/100。城市绿化的春天是何时到来的呢?
  王秉洛说,1992年和1997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尤其是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保护世界环境的多项公约,承诺以人类和社会可持续性作为发展战略。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绿化条例》,规范指导各城市的绿化工作;建设部颁布了城市园林绿化产业政策的实施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园林城市”的评选。在此基础上,1997年“十五大”召开后,国家相继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城市绿化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王秉洛指出,经济水平提高是城市绿化欣欣向荣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城市建设决策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城市绿化已不是简单的“种花植树”,而是占城市空间很大比例的实体,是城市具有生命力的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所有园林工作者的努力。其中,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发展和创新成果,以及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指导下进行城市绿化建设堪称是中国城市20世纪的一项伟大工程实践成就,其理论和实践对城市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将城市中各类公园系统、绿地分类系统、城郊一体化系统和城镇环境体系等构成有机的整体,使其成为改善城市生态的主体、城市休闲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城市风貌特色的主导因素。展望未来,王秉洛对城市绿化事业充满信心。他说,城市绿化将日益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城市环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秉洛:“完整的意义”也有悲哀(“景观设计”与“风景园林”名称论辩时发表的观点),俞孔坚教授再次着文进一步阐述“景观设计学”称谓得体和内涵广博,作为对风景园林学对应Landscape Archtecture(LA)的批判,同时作为对《中国园林》第5期上发表的“审稿意见”的回应。读后,对其中的一些部分难于苟同。作为《中国园林》的编者,在发表俞文时不得不说几句话,以供读者判断。
 
  不适合的“唯审美论”、“唯艺术论”新衣
  上述“审稿意见”中我已指出,俞教授将风景园林学推向“唯审美”、“唯艺术”的角落之下妥,这次又变本加厉地给中国风景园林学穿上唯审美、唯艺术的新衣。这些都呈不符合实际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期间,国务院就将城市绿化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一,赋予了多种功能。全国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以来,园林更进一步突破了围墙,以整个城市范围为城市绿化的调控对象,实施改善生态、美化环境、提供休憩园地的职能,并且在调控城市30%-40%以至更多土地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建设中取得许多研究和实践成果,怎么能说这仅仅是唯审美、唯艺术的呢?顺便提一下,这件“新衣”,实已不新。早就有人把它当成帽子、棍子使用,妄图给予否定,而代之以“城市林业”、“城市森林”,将发展了的学科拉向后退,但始终不能得逞。
 
  风景园林学早已在向大地景物规划拓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风景园林学因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以国土上最精华的部分――风景名胜地――国家自然文化遗产地作为切入点,在资源的评价、保护、规划、管理等方面开拓发展,致使学科、事业蓬勃兴起。也正是在此时,由于风景名胜资源评价的需要,借用地理学的术语,赋予“景观”新的内涵,将其转意用于本学科中,并在法规中用作法语加以肯定。于是才有社会上作为时髦语言的流行。今天俞教授能赋予“景观”以更深刻的含义,也是得益于这一起始的过程。在此历史条件下,汪菊渊先生高瞻远瞩地将中国园林学领域界定为:传统园林学、城市绿化和大地景物规划三个部分,是有实践依据的。当今风景园林学科正在向纵深广阔的土地上拓展也是有目共睹的。“唯审美”、“唯艺术”的这件“新衣”又怎么能够适合干蓬勃发展的风景园林学呢?
 
  风景园林学同LA的对译并非始自今日
  当年奥姆斯特德在设计和营造纽约中央公园的时候将自己的职业称作LA,而现今中国的风景园林沿着奥姆斯特德之路走的这样远,反而不能称作LA了,俞教授的论证要翻这一应用多年的旧案,可能过于差强人意了。
 
  否定历史和专业由来的基础并非明智之举
  俞教授看到了国外先进国家(尤其是美国)LA的拓展,已经从奥姆斯特德的肩上攀登了若干级,还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机遇,要适时地拓展专业领域,并给专业一新的定位。这些都是好的,而且应该是“海归派”积极发挥优势的所在。这要靠开拓、靠实践,运用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科技新成果,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扩大影响,令人信服(俞教授本人确实也在努力地实践和开拓)。只有不断地积累,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才能推动学科和事业的发展,取得业内的认知和赞誉。这不是靠否定前人,否定自己的历史和专业由来的基础,给予一个新的称谓所能解决的。
 
  要借助于中国的现行行政系统的有利条件谋发展
  俞教授称,“风景园林学”的悲哀在于它是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产物。换言之,就是受制于行政体制而得不到学术发展的更大的自由。这是事实,也是中国的现实。中国风景园林学正是借助于这个行政的系统,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形成了自身的系统和特点。它首先服务于这个系统,从而取得了不断地拓展。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空间中还没有能够充分的发挥,而不是没有向外界开拓的自由。一个反向的实例是俞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学,由于找下到对口的现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地理系”这样一个有多年历史的传统学科的名字,“在改革的春风中”从中国首屈―指的综合大学中消失了,而代之以可以找到归宿的种种新名;俞教授所讲也并非完全符合实际,恰恰是中国的园林学,很长时间以来是依托于农林院校首先发展起来的,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到建设系统来进一步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改革的春风中,风景园林进一步拓展到了其他的行政系统。因为有了自己牢固的根底,并且以此为旗帜,具有了更强的影响力。这难道又不是事实吗?
  专业名称还是“风景园林”好
  专业内涵的确认和学科领域的界定是问题的实质。专业名称和译法,古今中外,见仁见智,各执一词。至今在LA的名下,日本仍称造园,韩国称造景,中国香港叫园境,至于中国内地更为多样。这方面的讨论文章《中国园林》也已发表过不少。到目前为止,虽然“风景园林”如俞教授所说,产生的过程中有行政干预的背景,但十多年来,已被业内大多数人所认可,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而被认同。业内人士感觉良好,是因为“风景园林”尚能表明学科的历史由来和发展,顺应中国人的思维和认识习惯,同LA的专业内涵和特点更为贴近,而且在翻译上更富于文采,而不是生硬的直译。更何况此称谓也已被许多国际同行所认同,相形之下的“景观设计学”恐怕距离专业的基础更远,令人产生误解的空间更为广阔。
  俞教授说他的“景观”是作为生态系统的含义,但是别人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非生态的含义呢,以至于俞教授所反对的许多非本专业的人土进来混同,完全背离专业的主体和实质。何况我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更接近于自然,更需博学,更具现实性和更需历久弥新,他与建筑师不同,不可能再配以结构师、营建师、土木工程师、公用(水电空暖)师、造价师等等来协同工作,其职业特点是从规划设计到实施、养护、保护保存等都需兼顾,因而称为“景观设计师”,意喻只管设计,就有失偏颇。麦克哈格作为大尺度宏观规划的大师,他个人可以不管你家后花园月季花的事,但作为以处理人地关系为天职的事业,对家家后花园的月季花都出现了问题这样的事态而无能为力,那么“景观设计师”这个职业的出现和存在的特征还存在吗?俞教授的专业新衣,虽然并非“皇帝新衣”,但也会被天真的稚儿看出破绽。俞教授意欲拓展的新空间和新领域也未必不会受到原有管理系统和相邻学科的抵制。难道在中国现实的空前速度发展中还有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学科不在拓展,不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吗?这就意味着,没有根底,没有历史的空降,学科其开拓、发展该有多大的困难。
  《中国园林》杂志是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月刊。为综合性和学术性兼顾的科技期刊,是中国风景园林界权威性的学术刊物。杂志主要刊载风景园林学科理论、研究成果、教育实践论文和规划设计实例分析。其宗旨是充分反映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前沿的学术、规划设计成果及信息动态,紧密结合风景园林、景观环境发展实际,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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